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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流行晒工资哦，对比对比，你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

1、北京基层公务员的工资（2005年底）

我04年从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干了一年的基层小科员，虽然都说北京公务员现在都“阳光”了，但也没觉得这个职位有多让人羡慕，。

下面是我05年10月的工资条：

基础工资：230元

职务工资：173元

级别工资：158元

工龄工资：2元

基本工资：563元

职务补贴：740元

工资津贴：500元

绩效奖金：600元

公有住房租金补贴：70元

通讯工具补贴：30元

节日补贴：1000元（十一的过节费，平时没有）

扣税：-19.85元

扣公积金：-206元

实发金额：3277.15元（平常只有2277.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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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县城工作九年公务员的工资（2005年底）

这是一个96年7月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工资条

基础工资:230元

职务工资:221元

级别工资:158元

工龄工资:10元

适当补贴:100元

物价福利补贴:52元

工资合计:771元

每年要扣防洪保安费:60元

教育附加:160元

年终奖金:2000元

五一.中秋.国庆.元旦每次节日发放:100元无实物

买房无任何福利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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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参加工作10年中西部基层检察官的工资（2005年底）

本人在广西某市一城区的基层检察院工作，工资水平在广西公务员中属中下水平，现将本人11月份的工资条贴上,供大家对照。

基础工资：230元

职务工资：254元

级别工资：190元

工龄工资：11元

适当补贴：150元

生活补贴：300元

其他补贴：52元

上述各项合计即应发工资为：1337元

扣个人所得税：18元

扣公积金：70元

      对于工资，目前人们似乎有着诸多困惑：现有的工资水平是否与改革开放、GDP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大背景相适应？现行的工资结构是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特征？在职工福利保障制度已步入市场化的同时，现有的工资制度是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

     这些疑惑的答案依然不确定：中国劳动力价值被低估了吗？“劳动力低廉”是否正成为财富掠多者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否需要重新定价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无锡、苏州、上海报道


廉价劳动力的底线何在

引发人们对中国现有工资水平重新思考的直接诱因，应该是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低廉”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优势之一，但廉价程度有无底线？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



面对房价高企、粮油涨价等压力，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难以与物价“赛跑”，被民工羡慕的城市居民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民工：“贱”而不“荒”



5月6日晚，“五·一”长假。江苏省无锡钱桥，四川籍民工童阿根，坐在3人合租9平米房子里，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民工》。



面对记者来访，他有点手足无措。“电视不真实，打工的条件哪有这样好？”童阿根以“反问”的开场白迎客。



43岁的童阿根在无锡钱桥一家板材厂上班，一起来无锡打工的还有自己19岁的儿子和17岁的女儿，儿子在建筑队“拎灰桶”，女儿在饭店洗碗。“我每月800元，加上孩子工资共2000多，生活上算是可以了。”童阿根露出艰涩的微笑，“只是每次到月底才发180元做生活费，余下的工资年终一起结。”



“钱桥外地民工主要来自四川和安徽，目前超过4000人，已经和本地人口基本持平；他们的月工资收入在1000元左右。”无锡市公安局钱桥派出所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秦伟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无锡、苏州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基本上和童阿根一样，大都在每月600—1200元，平均工资水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使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按照往常的惯性，仍然忽略着工时、加班、假日权甚至劳动合同，在隐患四伏的环境里“捞钱”生计，容忍着向外界无法完整表述的生存考验。



“你不干，有的是人。“五·一”劳动节前，仅我们一个村就来钱桥20多人。这里的活不讲究技术，谁都能做，所以挣钱再少也不能计较。”与童阿根同住的安徽籍民工崔家良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一脸局促。



据无锡市劳动管理部门介绍，现在民工在无锡找工作并不容易。这和此前媒体报道的“民工荒”正好相悖，无锡市火暴不减的职业介绍所似乎可以佐证这种说法。



“民工荒曾经成为新闻。但事实上，这只能反映中国最低端的劳动力—民工对生存危境的一种本能反应，离本身实际价值追索还很远。不过这种现象一经媒体炒作，就造成一个理论上的‘事实’：中国劳动力真的紧缺了。”把民工荒作为调研课题，并在华南、华东跑了一个多月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师王波，5月11日在苏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陈感受。



在深圳康佳集团供职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贾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民工的富余现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版图上三个最活跃的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渤海地带的劳动力调试总量上是平衡的；中西部要略紧张些。”



“这是假性‘民工荒’。”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定论，“农民一年10个月空闲，加上1.5亿的劳动力储备，长期看，企业不会人力吃紧；但是农民工收入过低已渐成用工制约因素。”



从广东转到上海青浦打工的江西信丰刘健全当着记者面算了一笔帐：“大年过后，村里人到东莞打工，火车票买不到，“包车”300元，加上租房、等工至少要1000多元；而工资呢？这些年基本上没有涨，倒是扣钱的名堂越来越多了。”



专家认为，一定时间内民工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就以月800元工资算，每天吃住行所剩无几；如果碰上疾病和应急，只能举债。就连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深表吃惊，他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该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上海居民：精打细算“1500”和粗手进城出卖体力明知吃亏不得不坚持的中国“超稳定心态”民工相比，城市居民平增了几多无奈。

以上海为例，市民的人均月收入是1500元。这些望着“职业天花板”鲜有跳槽机会和概念的市民，一大早就要算计着一天的柴米油盐。



“上海人均年收入约2000美金，每月收入合1500人民币。一年18000，不吃不喝，只能买1平米的房子。中央7部委联手砍房价是有道理的，不然这些市民没法生存！”“2004年全国十佳财经英才”、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有点激动。



记者长期跟踪调研上海市出租车行业：每天上缴320—410元不等，早上接手，到晚上5点左右才是给自己挣钱的时间。“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没有奖金，从我们身上榨取的太多了；但是，你不干有人干，郊县崇明司机等开车的排着队呢！所以我们不敢谈条件。”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一司机告诉记者。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上海市有关部门近期在网站上发布地铁票价上浮听证会消息，很多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市民在网络论坛上言辞直率：“酝酿地铁涨价本身就不考虑市民实际生活，1500元除了应付水电煤电话等费用，还要供孩子读书，哪有更多的钱来坐地铁？”



上海市“分流地下乘客”的本意遭遇市民的“曲解”，实际还是出在“收入吃紧”这个核心问题上。



第一个向媒体打出“人民经济学家”称号的汪康懋博士，面对《中国经济周刊》开列了一剂“拯救1500”的良方：如果不能上涨，依然维持1500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第一把房价压下来，让市民能喘口气；第二，加大公益性事业投入，如大力发展公交，避免市民骑车带小孩子危险等问题；第三，稳坐权坛者要时时记着老百姓只有这1500元收入，制订政策时要考虑这一实际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2005年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据统计，在城镇居民收入中，人均工薪收入为2160元，占可支配收入的73.5%；而2005年四个季度CPI同比增长率的预测值分别为3%、3.2%、3.1%和2.9%，2005年上半年和全年CPI增长率为3.15%和3%—3.5%之间。

显然，收入与物价‘赛跑’，市民生活水平日益受到考验。

“总是要等到年终总结时，才知道荒废不是一点点。”成为职场宠儿的“领系”—蓝领、白领和金领，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也涩甜各自。这些被电话、传真、邮件仅仅包裹着，处亚健康状态的“领系”，工资收入怎样呢？



“蓝领月收入1500—2000，白领月收入5000左右，金领10000以上。”毕业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潜心人力资源研究的宋照夕先生几个数字利索划清了“领系”三种系位身价。



他透露：“中欧招生也有一个数字底线—月收入不低于20000，但是，按照中国的税收，月收入20000，要缴9000元的税，事实上，中欧也只是招一些金领作为自己的学子。中国所得税高，所以一些落脚上海的跨国公司的对策通常是，在大陆只发小部分工资，大部分转到香港发。”



“上海有跨国公司78家，所以金领不会超过500个，白领和蓝领是主流，但没有具体权威的统计资料。”宋照夕说，“白领具有独立的消费能力，每月平均的总支出为1274元。其中有30％的人，每月支出在1000－1499元这一范畴，每个月消费在1500－1999元之间的占16．8％，每月消费在2000－2499元之间的占11.6％。这类人是中国目前活的相对尊严的一群。”



“市民除工资还有另外的收入。利用职务之便而获取的收入，包括钱币、实物及服务，被业界称为‘职务消费’和‘泛工资收入’，当然还有世俗的小名：‘红包’和‘礼品’—这部分在整个收益中占的比重不容小视，也促成了金领白领和蓝领的收成分野。”宋照夕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言辞侃侃。



“这也应该算是工资收入，是由工作延伸出来的效益；但是收益主体是那些占有权力资源、信息资源、物质资源的人，与一般的民工无涉，这也在情和理两个方面冲击着现有的分配机制，更加速了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海峰博士印证了宋先生的“泛工资论”说。



专门提供职业介绍的报纸《前程无忧》，曾花费半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份城市收入调查，据组织这项活动的邹小姐介绍，参与调查人数为3300人，学历、工作经验、就业单位不同。



调查结果表明，在职场上，最基本、最实质的需求和满足便来自于薪酬待遇，对于所谓“泛工资”收入，3.67％的受访者表示有；33.8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9.94％的受访者感叹流年不利，连目前的工作都难保。而从地区来看，沪、苏、粤、浙的受访者均表示2004年的年终奖收成尚可；北京市表示没有年终奖和工作难保的受访者比例均超出平均值。同时，金融、财务类和人事行政类的受访对象“工作难保”之忧者很少。收入差距：形形色色

从理论上说，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所以“谁来为劳动力价值定价”的答案当然是市场。


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劳动力价值的尺度；相反，中国劳动力定价的行业标价却十分明显。“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中国古话，正演变为工资收入上的“人人害怕选错行”的现实话题，并造成了复杂而难以相互“沟通”的行业利益。



5月16日，记者采访了正忙于《知识经营战略研究》的复旦大学经济学学者王国进博士。



“中国工资行业化特点鲜明。垄断行业，如电信、石化和部分金融单位，员工收入要比其他充分竞争的行业高出一大截；外资类的员工收入一般也高于国内企业，民营企业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层的待遇远远超过金领。”王国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所有制方面，国企相对高稳定，外企相对规则，民企机制灵活。还有一个是职务差别，即由于职位不同而造成工资收入的悬殊差距，这种差距往往是非常不平等的，如同一企业内部，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收入是一般员工收入的10倍、20倍，甚至更高，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收入差距。”



作为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从管理学角度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实际上，我们应该肯定不同级别的人，由于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以及所做贡献不同，而出现适当的差距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反对过分的收入悬殊，因为这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公务员的工资各地差异也比较明显。记者了解，上海市闵行区的公务员工资要比徐汇区高1000元左右。



“公务员工资差异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国家仅规定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所需资金则由各地自筹，富裕地区工资贫富迥异，落后地区公务员当然不满，优秀公务员不可阻止地流失。但困难是，全国执行划一的公务员工资水平也根本不可行，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周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生活总值的错位



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等，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追求幸福也是人类共同的权力。中国在创造了震惊世界的GDP奇迹的同时，下一步的重点应是如何让洋文GDP的中文原意—国民生产总值，升华为国民生活总值、国民幸福总值。



“中国经济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一发展速度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两倍，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3倍，中国的冶金、汽车制造、石油与化学工业、建筑业和轻工业都在飞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章琦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时自豪的报出中国经济的一组数字。



在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形式的“政绩建设成果展”上，现场赫然悬挂的几乎都是高楼耸立、工农业产值惊人增长等图片和数字。而作为这些成果的建设者和享受者—劳动者却常常被严重忽略了，而按照社会学家的标准，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要取决于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



“劳动力流动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大概在16％左右；流动人口和外来劳动力的消费也直接刺激了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外来劳动力工资价位却相对较低，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曾告诉记者。



有预计称，到2010年，中国的就业规模将达到7.97亿人，第一产业将会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调整为40∶24∶36。



但在这样的“数字”推演之中，外来劳动力能否获得同等待遇、劳动力价值能否科学化制度化、已经制订11年之久的《劳动法》能否有力贯彻，还是一个问号。同时，外企、上市公司等高收入背后业已存在的非人道的克扣工资一直没有结束、新型“工会”尚未完全承担企业内部对劳动者的保护职责。

很多学者正在积极思考类似的问题。

“随着劳动强度增加，劳动力价格实际在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劳动强度大，变相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培训部经理袁建平说，“中国农民其实一直被剥夺了很多生活方面，除了生存几乎什么都不能实现，对自己和自己下一代发展进行投资，也无从谈起。”



“中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有别、城乡分割的就业现状，是导致城乡分配收入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根源。”上海市委党校王耀东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尽快制定《促进就业法》，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追求城镇就业稳定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协调，确保工资定价整体上科学合理以突出人的价值。”辅文：提防“劳动力低廉”成“财富掠夺”借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俊才 /上海报道



其实，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已经做了完备的论述，一个“W=C+V+M”的算式，可以列出劳动力工资的所有玄密。工资构成——背后的数字游戏



“我们计算总产值、GDP的同时，却从不计算投入与消耗；我们在劳动者的报酬中强制提留福利事业费，连劳动者维持生命需要几分钱的油、盐、酱、醋都计算的分文不余，却从不计算每一位劳动者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否住上一天公有制配给的房子，也几乎不去计算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需求的增幅。”对人力资源素有研究的北京恒龙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永亮一针见血，他分析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阶段工资背后的“数字游戏”。



计划经济时期，体现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V”这部分价值被分成了两个子项“V1”和“V2”。“V1”作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付给了劳动者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生存，“V2”本应是劳动力价值的更大部分(劳动者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子女抚养)，却人为地和“M”这部分劳动者为社会增值的价值混加在了一起，用于了扩大再生产和支持庞大计划管理机器的运营。



这个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价值构成公式，在计划分配体系中被篡改成了—W=C+V1+（V2+M），“V1”维持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V2”作为劳动者总体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应用上却被当成了“M”。劳动力的价值发生了割裂，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就无法完善，于是就生成了我国社会特有的价格和价值严重分裂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时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第一批企业家，尽管不善于应用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却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不自觉地承接了“W=C+V1+(V2+M)”的价值构成公式。当然这里的“M”不再是劳动者为社会增值的价值，而是还原为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



而GDP的高速增长和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每况愈下，令高智商的经济管理者头痛不已。财富非正当聚集的奥妙：劳动者的价值只是“V1”，而不是全部的V。于是，新型的企业家，并且带动越来越多的官员企业家，仅仅支付给劳动者“V1”的劳动报酬，而将劳动者更大价值的“V2”和“M”一起归入了自己的腰包。



本来是清清楚楚的财富掠夺过程，某些社会经济管理者也许是为了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为这个行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口实：“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力低廉与低技术陷阱



“和发达国家每月工资数千美元的劳动力成本相比，我国社会劳动力成本低廉确凿无疑；然而差距到了60倍到100倍，就有点问题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海冰博士从国际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价格现状，“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危机。”



理论界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而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迫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



当今的中国，正面临同样抉择。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赢利。这其实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普林斯顿大学两名经济学教授卡德和克鲁格，把经年的实证研究撰成《计量和迷思—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一书，其中有相当篇幅谈论最低工资问题。他们调查新泽西州400余家快餐店，得出的结论是，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25元增加到5.05元后，餐厅的雇员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平均每家增聘2.5个工人。



具体的理由是：首先，生产力提高意味着可少用工人，资方一面添置机器、电脑，一面必酌量解雇员工，这岂非等同最低工资令失业情况恶化？其次，资方不能抗拒政府法令，但他们有机会“关掉空调”，即资方可能不顾工作环境，或削减其他非政府规定的额外福利。这即是说，资方利用这方面省下的钱以弥补被迫变相加薪的支出。

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构成=衣+食+住+行+医疗福利+精神生活+知识更新+后代抚养+…=完整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现实看，最底层却又比例较大的600元月薪的打工者，其价格构成=衣+食+行+1/n住=价值残缺的生物的人。



分析人士指出，我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了！我们的劳动力价值是不完整的：首先劳动薪酬体系对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是不完整的，同时由于薪酬被割去了一大部分体现劳动者社会属性的价值，我们的劳动力在使用价值上也是不完整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回报上无以体现，成本低廉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可以和劳动力价值作等价交换；现在随着国民财富的巨幅增长，劳动力价值的回报早已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时，劳动力价值应该回归。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商界领袖中国CEO俱乐部秘书徐金懋告诉记者：“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可以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他分析，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各类市场，就必须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体系的价格形成机制。



如果在生产要素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则在劳动力成本的付出上，我们只付出了一半，这相当于我们的竞争商品得到了成本补贴！和我国资本市场缺失股票价值发现功能一样，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体现的不是劳动力真实的价值。



“低工资是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沉疴；而设想如果通过增加工资来包治百病，也不现实，那样只能导致外国投资者到印度去了，印度讲英文，比中国更方便交流。工资水平应该和消费水平挂钩，”汪康懋对现实进行辩证分析，“中国应该根据劳动生产率定价工资，参考韩国、新加坡物价指数，按照国际标准，把最高工资控制在最低工资的7—10倍，保持工资梯度，增加社会公共事业投资，确保低收入者享有更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汪式“鲍鱼+大排挡”工资理论：高收入者吃鲍鱼的时候，低工资的人也能吃得起大排挡。

中思



“锅里有了碗里才有”，虽说只是一句民谚，但不少追逐财富的精英却不厌其烦地把这句民谚加工成财富的“溢出效应”和“下滴效应”，并试图让人们相信只要国家这口大锅里有了财富，社会的财富不均矛盾就会通过大锅的“溢出效应”和“下滴效应”注入到百姓的小碗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形成表述不全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论说辞。用“锅里有了碗里才有”的理论来支撑“国强民富”的愿望，看似合理但却违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的确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收入，但是以国家名义购买美国的国债就高达61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50000万亿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对美第二大债权国，且不说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但至少没有用这些财富来解决好中国自己的国内矛盾。诸如令全社会都不满意的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医疗救助、残疾保护、劳动就业、慈善救济、见义勇为、三农扶持、生态环保等等事关国计民生和公益性质的社会保障都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富支持，最为明显的是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引发的不安全、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社会矛盾。



从财富的收入差距来看，全国城乡居民平均差距比是3.2∶1，而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平均差距比已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了2004年的5.3∶1。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等社会低层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面对如此现实，“锅里有了碗里才有”的“溢出效应”和“下滴效应”成立吗？这更像是“国富民弱”和虚假繁荣。



与精英们“锅里有了碗里才有”财富观正相反，朴实的百姓倒是更加清醒地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聚集效应”理论，因为，他们懂得百姓是小河，国家是大河的简单道理。这种“聚集效应”理论是建立在孙中山的“均富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然孙中山的“均富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乌托邦式的均富，而是相对而言的均富，换言之，就是合理的贫富差距，并不是非理性的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百姓从过去的贫穷落后一步步走向吃饱穿暖的温饱社会，今天他们正在追求吃好穿靓的小康社会。这种财富的追求过程，不正是既改善自己生存状态又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聚集效应”吗？但遗憾的是，在小河快要干涸的时候，被“聚集效应”注满水的大河却难有反哺的明显表现。非但如此，那些靠掠夺、拥有和操控财富的人反而并不满足自己的经济财富，进而想方设法把拥有财富双手又伸进了掠夺政治资源的官场，尽管他们挤进官场也许并不一定能够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财富力量足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



财富原本没有罪，有罪的是掠夺、拥有和操控财富的人。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已基本定型的中国经济模式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用尽各种手段聚敛巨额财富后，以财富变财富的主流站在了控制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广大百姓已基本上没有多少聚集财富之路可走。



因此，中国的贫富阶层已经分化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审视财富的本来面目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和“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财富观的论战一定还将继续下去，要想使这场争论解除对财富的困惑，还需要人们对民主和人权认识的整体、全面的素质提高，建立新的价值观；那些笼罩着血腥味的财富则应该遵从“以善为本”来洗脱掉其原罪。评论：文/葛丰



国强还须民富



必须承认，在过去20多年里，伴随出口的扩大，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正在大幅度下降，与之相应的贸易条件也在不断恶化（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可资作为一定的佐证）。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用美元换算后的人均收入并未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



按照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的观点，“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这或许可以为我们检验出口主导、投资主导下的增长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配套制度提供一些支撑。



类似国民收入之类实属当代中国重大国情的课题，背后必定存在极其复杂的变量以及运行机制。我们很难在许多基本判断尚欠共识的情况下简单甚至粗暴地妄加评论，但最起码，我们应该认识到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因为“GDP漠视工厂的正常运转和街道的安全。它不包括诗歌的优美、婚姻的稳固、公开辩论的智慧或公务员的公正性。GDP既衡量不出我们的才智，也衡量不出我们的勇气；既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感情，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热爱。简言之，除了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它衡量一切。”（罗伯特·肯尼迪，1968）



目前，“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合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20多年里，什么因素对中国经济腾飞贡献最大？是廉价劳动力，是制度变革，还是技术进步？答案可能见仁见智，但中国的劳动力廉价，几乎成了一种共识。
　　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日本的5%。
　　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
　　2000年四国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
　　美国：58.31% 德国：53.84% 英国：55.27% 中国：12-16%